产地煤价创4月份以来最小跌幅 企稳趋势明显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贯彻三贴近，坚持把三贴近作为司法行政宣传思想工作改进创新的重要突破口，牢固树立三贴近的理念，自觉践行三贴近的原则，建立健全贯彻三贴近的体制机制。
[3]传统的刑事司法将犯罪视作是罪犯与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将真正的利益方—被害人排斥在刑事司法体制之外，由此导致犯罪得到了惩治而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却没有根本消除。而被害人在诉讼构造上根本就没有应有的位置，其只能存在于强大公权力的阴影之下，不能充分地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也不能得到应有的物质精神损害补偿。
恢复性司法建构了一种新型模式，有助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和社会秩序的修复。1981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教授杰里·马修（Jerry L. Mashaw）从程序正义对维护人的尊严的直觉意义出发，提出了著名的尊严理论（Dignitary Theory），强调在法律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中应使那些利益受到直接影响的人获得基本的公正对待，使他们真正成为参与裁决制作过程、主动影响裁决结果的程序主体，而不是被动承受国家追究的程序客体，从而使其具有人的尊严。结果是传统刑事司法对预防犯罪的失败，但它却引起了人们对恢复性司法的思考。然而这一切，却可以在一开始就本可以解决，新兴的恢复性司法使其从可能化为了现实。这一模式强调在对犯罪人进行刑事处罚时应当是抚慰性的和教育性的。
从刑事实体法的角度说，刑罚所具有的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在此则更偏向于修复损害和预防犯罪。81％的犯罪人在调解程序结束后执行了协议规定的赔偿义务，而经法院判决承担赔偿责任的只有58％实际执行了判决确定的内容。这起到的作用就是确权。
在齐爱民教授精彩的演讲结束后，石佳友副教授、涂永前研究员、孟强老师分别从不同侧面对演讲进行了各具特色的精彩评议。孟强老师就个人信息权的性质、保护以及网络财产的定性问题等阐述了自己的独特见解，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不是纯正的民法，而是隐私权的行政法保护，并就网络实名制等问题与与会老师进行了广泛地讨论。比如，机房不能被火烧，要防火等等。现在还存在的一个问题在于，所有法学者都知道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但如何界定个人信息？标准界定上还是有争论的，这也不奇怪，在国外这也很难。
齐老师讲的QQ继承案也非常有意思，这个案件和其他类似案件联系起来，是关于网络财产的定性问题。当然很多都是同一个保险公司，这个信息肯定是从4S店泄露的。
世界上只有这两类财产，这些都是很绝对的权利。个人信息权利机制如何实现呢？一个是选择退出opt-out，一个是选择进入opt-in（除非我同意才可以收集）。理由是，首先自然人信息保护渊源于自然人人格保护理论，而法人尚存一些争议。开会时，刘教授常说：我和爱民是好朋友，但我坚决不同意他的观点。
这些仅仅是理论模型，但实际上它们是交互在一起，就是看它以哪一个为主。第二个方面是个人信息不仅涉及到人格安宁、隐私是否泄露，还涉及到就业、提职、接受救济等。下面第五个大问题，为大家介绍一种新类型的民事权利——个人信息权。如果按照大陆法系两分财产和人格，可能跟人格权比较近，但是否是隐私权，我没有想好。
另外一些信息，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旅客航班名字信息PNR等，更不是财产权。其实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人，如果不指向人为什么要收集呢？所以这些都是个人信息，比如脚印、指纹、血迹、衣服等等。
所以，个人信息权和知识产权一样，肯定不能用财产权来理解。第三，个人信息权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国家主权。
在3Q大战中，我说了几点意见客观上对腾讯是有利的。第二，信息内容完整、正确、时新原则。所以，对已经收集到的要控制在反滥用的范围下。石佳友老师主要从个人信息权的权利性质、个人信息的界定以及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立法模式三方面，对开放平台模式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第二，从立法体例来看，即使民法典可以做出规定，但特别法、单行法做出单独立法是必要的，应像其他国家或者我国台湾地区做出《个人信息保护法》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别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法》都七八十条上百条，不可能把这些内容全部放在民法典中。涂永前：对，而且这里面个人信息的保护里面还牵涉到举证问题，一定不能由受害人来举证。
第三种主张是财产，这是我国的刘德良教授特别主张。目前，国际社会对个人社会的保护，首先是从原则切入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个人信息都能够分化成隐私，当然也包括肖像等其他的。那么，不但你没有找到老婆还想告他。
比如中国，那为什么还有与中国的贸易呢？因为我们是信息输出国、信息产品的输入国，我们很少得到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个人信息，我们是买人家的信息产品输出自己的个人信息。关于个人信息权，给出一个结论，个人信息权是人格权的一种，但它在客体、内容、行使方式等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具体人格权（如隐私权、肖像权），发挥着这些权利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应该确认的一项新生的独立权利。
进而，齐教授从比较法的角度对个人信息的性质进行了介绍和分析，并结合OECD指针所确立的8项基本原则，针对我国未来的信息保护立法提出了7项立法原则建议：直接收集原则、目的明确原则、政策公开原则、信息品质原则、限制利用原则、安全保护原则和保存时限原则。第二种隐私权说，我们前面已经说了隐私权说适合于美国文化和美国法律制度，但不适合中国。还有，如果超出了最高限怎么办？利用《个人信息保护法》就可能保护不了了，这时候用民法《人格权法》保护，民法仍然对它有补充。现在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确实不尽如人意，信息的滥用每天都在发生：比如买车上保险，在车险到期的前一个月，可能会接到上百的广告电话。
还有侦查信息中与本案无关的，不能再利用，只能够收集储存与本案有关的信息。但我认为，个人信息权可以纳入隐私权的保护中。
所以，本来在人格权领域，在具体人格权的划分上，我认为都是相对的。比如你的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时，我不相信既不侵害你的姓名权也不侵害你的肖像权，就能够让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这可以存在特例，但通常情况下是同时侵害的。
现在非常热的FaceBook记录了所有的好友关系，如果好友里面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比如六个好友中有五个虐猫。如果在这个房间里都叫张尧，那么还要配合身份证号、性别等加以识别。
第二，基于传递单位的正当利益，且不足损害信息主体的重大利益。主持人：非常感谢齐老师精彩的演讲和回答，也非常感谢在座老师和同学的积极参与。具体来说，民法先行确认个人信息的民事权利地位——个人信息权。是说如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目的、方式、会不会二次利用、二次利用又传输给谁、会不会跨国，这些配套措施要求公开。
我个人认为，自然人始于出生，胎儿分娩前的诊断信息等个人信息，应该视为母亲的个人信息加以保护。所以，在立法时除了界定个人信息的性质，一定要考虑到实践中是否好判断。
还有大家关注的网络实名制，这必须要推行、尽快推行。有关财产权的说法是我坚决不同意的，我后面还要具体说。
这样做不但不能保护法人的资料，反而容易导致法人商业秘密的泄露。这里有个争论，家庭应作为主体存在纳入《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一点我们是不赞同的。
